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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絳曾經在《坐在人生的邊上──楊絳先生百歲答問》訪談中指出,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,是肯吃苦,她的「向上之氣」來自於對文化的信仰,不論在抗戰或文革時,「我絕對不相信,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,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,會泯滅人性,就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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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淪。」

旺報【記者李怡芸╱綜合報導】

「她的存在見證一種消失的典範」,時報出版總編輯余宜芳如是說。楊絳的台版書均在時報出版,以《我們仨》最受矚目,但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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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芳認為她較早期的作品《幹校六記》更能看出文革期間,她所展現的知識分子風骨,「在她的瘦弱之下,其實見證了堅強。」曾編輯過楊絳4部作品的出版人葉美瑤,也感慨地在臉書發言:「謝謝她給過這人世間美好的,那些艱難的──她以沉靜的不屑默默擔下。」

「我和誰都不爭,和誰爭我都不屑;我愛大自然,其次就是藝術;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;火萎了,我也準備走了。」這段文字是楊絳2001年翻譯英國詩人沃爾特蘭德的《生與死》以明志,在許多人看來,也代表了楊絳的生命哲學與典範。

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就指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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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楊絳的知識分子精神,對中國的責任和民族的愛,是現代知識分子缺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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